摘要：數據顯示，部分貧困地區6-12個月嬰兒的貧血發生率平均高達50-70%。以此類推，中國農村將有1300萬8-12歲的兒童和1000萬嬰兒受到貧血威脅。
【導讀】最近的毒跑道事件，再次讓無數人為兒童的健康而揪心。當我們關注數以億計的農民工為城鎮化和工業化作出貢獻時，別忘了還有無數農村兒童孤獨地生活和不健康地生存在農村。數據顯示，部分貧困地區6-12個月嬰兒的貧血發生率平均高達50-70%。以此類推，中國農村將有1300萬8-12歲的兒童和1000萬嬰兒受到貧血威脅。
人力資本是微觀個體能力建設及至宏觀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來源。人力資本的概念既包括教育水平，也包括營養與健康狀況，其中后者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尤為重要。隨著經濟持續增長，近年來我國兒童營養與健康狀況得到顯著改善，這些進步主要來自城市兒童營養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農村地區兒童營養獲取不足、健康水平不高的問題隱藏在農村區域發展、貧困發生率迅速下降、農戶收入與消費支出顯著增長的光環背后，長期以來并沒有引起政府和社會的足夠重視。
原衛生部于2012年首次發布的《中國0-6歲兒童營養發展報告》指出，農村地區兒童低體重率和生長遲緩率約為城市地區的3倍-4倍，而貧困地區農村又為一般農村的2倍。2010年我國貧困地區尚有20%的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
斯坦福大學羅思高等學者與中國科學院農業政策研究中心的羅仁福教授發現，即使在東部與中部經濟發展較發達省份，仍有12.8%的15歲以下農村兒童患有貧血。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2009年-2010年在青海與云南進行的貧困地區兒童早期發展項目顯示，6個-12個月嬰兒的貧血發生率平均高達50%-70%。假設上述研究學者的隨機抽樣具有全國代表性，那么我國農村將有1300萬8歲-12歲的兒童和1000萬嬰兒受到貧血威脅。
兒童健康不容忽視
營養與健康是人力資本的重要組成部分，并且決定了其他方面的能力發展。國際學界的實證研究顯示，兒童時期較低的營養與健康水平將極大損害成人階段的收入創造能力、不利于在整個生命周期中的人力資本形成，從而使貧困狀態在代際間進行傳遞，形成低營養與低收入水平相互交織循環的貧困陷阱。
基于2008年以來的《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與2000年-2004年在甘肅農村的抽樣調查發現，16歲前的健康狀況與其45歲后的社會經濟狀況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兒童時期的低健康水平將在其成年后轉化為相對較低的人力資本，從而在長期內使人陷入貧困陷阱。
改善農村地區，尤其是貧困地區兒童營養與健康狀況、促進其早期人力資本形成，是使其在長期內能夠擺脫貧困陷阱的重要方式，是我國進一步減少農村剩余貧困人口，實現國務院《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中以人為本建設全面小康社會、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并于2020年徹底消滅貧困人口這一目標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
供給側改善有困難
那么，在實踐中如何有效幫助農村家庭，尤其是貧困地區家庭改善兒童健康狀況?在提供兒童營養與健康服務的“供給側”，一方面，國務院辦公廳于2011年印發了《關于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生營養改善計劃的意見》，開始由中央財政每年撥款約160億元，為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的農村義務教育學生配給營養餐(每生每天3元)，并支持地方試點。比如寧夏在2010年已開始“營養早餐工程”，給六盤山地區11個縣的37萬名農村義務教育中小學生每人每天一個熟雞蛋。另一方面，2005年以來農村地區醫療保險的大規模普及也對提高農村兒童健康水平提供了更好的基礎。
但兩方面的“供給側”改革均有困難與局限性。對于前者，首先，貧困地區學校很少有食堂，大都由企業介入營養餐供應，從而可能導致食品安全難以保證。其次，營養餐大多為牛奶加雞蛋的簡單組合，營養成分相對單一。趙文莉等學者在陜西和寧夏的隨機控制實驗發現，“每天一個熟雞蛋”并不能顯著改善當地農村兒童的營養攝入水平，最有效的方式是直接發放常用維生素片。但有些貧困地區的地方政府出于各種原因并不愿采用直接提供營養物質的方式。
對于后者，世界銀行通過1989年-2009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發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并沒有顯著降低參保農戶自付費醫療支出，反而由于醫生和院方更加傾向于使用過于復雜高端的檢查和藥品，提高了參保人發生大規模醫療支出的金融風險，從而降低了參保人及時就醫的比例。
衛生部2008年在31個省進行的第四次國家衛生服務調查顯示，截至調查前兩周內患病的農村人口中，有37.8%沒有及時就醫，其中24.4%報告的原因為無法承擔醫療支出，這種情況在農村相對貧困地區的兒童身上更加明顯。0歲-4歲與5歲-14歲農村兒童患病兩周內就診率分別為26%與9.6%。2000年-2006年的《中國健康與營養調查》顯示，新型農村合作醫療保險顯著“擠出”了農村家庭給孩子購買的私人醫療保險，這進一步不利于兒童健康狀況的改善。
需求側改善要同步
鑒于在現實中兒童營養服務的提供與醫療改革進程面臨各種挑戰與困難，我們不妨同時從改善兒童營養與健康的需求方，即農村家庭本身為分析的出發點，通過結合供給側改革，幫助農村家庭進行更適當的兒童營養與健康決策。
筆者基于《甘肅省兒童與家庭調查》自2000年開始追蹤的100個行政村共1500名9歲-12歲孩子的研究發現，可通過改變貧困農村家庭的金融約束與金融安排來改變其對兒童健康投入的行為決策，從而改善兒童營養與健康水平;同時可通過金融支持使家庭脫離貧困。這種“雙贏”的局面可以通過政府提供正式的小額信貸，如長期以來覆蓋范圍廣泛的農村信用社對借貸者非經濟福利產生影響，通過發揮政策對需求方行為決策的塑造性，發揮政策的外溢性。
具體來說，上述在甘肅的追蹤調查數據顯示，農戶通過正式小額信貸獲得貸款后，一方面，其支付能力將會提高，從而更能保證孩子的營養與健康投入，即收入效應;另一方面，也更有能力應對在“供給側”改革尚不到位時可能產生的大規模健康支出風險，即風險承受效應。上述兩種效應的共同作用能夠改進兒童營養與健康狀況。但調研數據中有些借貸家庭更傾向于擴大農業生產或進入非農就業，從而使用更多的兒童勞動力幫助生產或家務，不利于兒童健康水平的提高。因此，在提供正式信貸的同時，配套信貸使用、生計決策、營養與健康知識等方面的信息和指導或能真正實現“雙贏”。
總之，我國農村兒童的營養與健康問題仍然嚴峻，尤其在持續遭受貧困地區易發生營養貧困陷阱。而微型金融作為新型農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日益成為農民生產生活中重要的融資手段。在供給側醫療與社會保障改革且面臨諸多挑戰與困難的過程中，可以考慮通過改進其他服務，影響需求方在營養與健康方面的行為決策，使發展成果更公平地惠及到農村人口，實現城鄉統籌發展，提高我國經濟發展的包容性。
作者尤婧系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副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新政經中心研究員，英國曼切斯特大學經濟學博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財經》雜志 201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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