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人類學(文化人類學)是以田野工作為基礎，以未開化社會的研究為出發點而發展起來的一門學科。而科學的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研究方法，是由被譽為社會人類學之父的馬林諾夫斯基所奠定的。在馬林諾夫斯基以前，雖然也有過一些民族學的調查，不過，從他開始才確立了科學的調查方法。這種方法在他的名著《西太平洋的遠洋航海者》中的序論"本研究的主題、方法、范圍"中有詳細的論述。該書指出，所謂科學的方法，是指研究者自身在原住民中生活、以直接的觀察、詳細充分地驗證的資料為基礎，參照專業的規范來確立法則和規則性，進而論證這一民族生活的實態和規律。以往的民族學對于所收集起來的各個資料，究竟在何種條件下觀察得來的沒有明確的紀錄，也難以分清是直接觀察的結果還是根據研究者的常識和推論而得來的解釋。如果是物理學或者是化學的實驗研究，如果不詳細地說明、正確地記載實驗的手段、所使用的器具、觀察的方法及其次數、花費的時間、測定的近似度等，其結果的科學性就值得懷疑，其結果就毫無用處。民族學雖不像物理學和化學那樣是非常精密的科學，但是，在進行觀察時，只有明確記載、搜集當地的情況，對此進行記載的民族學資料，才同物理和化學一樣，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在這方面，馬林諾夫斯基最初所專攻的物理學、數學的經歷，對于新民族學(后來被稱為社會人類學)有著積極的作用。社會人類學能有這樣的創始者確實是非常幸運的。
田野工作(Fieldwork)也常被翻譯為實地調查、野外調查等，這里所說的田野工作對于研究者來說，較為理想的狀態是研究者在所調查的地方至少要住兩年左右，以特定的社區為中心，集中地、細致地調查這一社會。為什么要呆那么長時間呢?如果讀一下前面提到的馬林諾夫斯基的序論，就能夠充分地理解。在這里我想談一下這樣做的理由。
首先，社會人類學是對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其中田野工作是最重要的一個環節，最理想的調查地是與研究者成長的社會完全不同的社會為研究對象。例如，對于日本的研究者來說，至少主要的田野要在日本以外的地方進行。關于這一點在后面還要涉及到，不過這里要說明的是社會人類學的研究者和民俗學以及社會學的學者有著很大的不同。這是因為社會人類學者以掌握調查對象的社會的語言為必須的條件(通過翻譯的調查在調查中不能獲得好的材料)。所以，即使在調查前已花了很長時間來學習那種語言，但在調查地若能自由地使用，至少還需要花相當長的時間。另外，為了了解人們生活的全部節奏，至少以一年為周期是非常必要的。開始的時候，對于那個社會背景的了解還不充分，容易把很多的東西搞錯，即使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再次重復這個調查周期也是非常必要的。事實上，對于社區的人們來說，研究者成為非常自然的社區中的一員，社區的人們已非常習慣研究者要得到的資料，要達到這一目的，至少需要半年的時間。
因此，社會人類學的調查，像在社會學中經常使用的問卷法、在民俗學中經常采用的那種聽取一般稱為知識淵博的人(這種人不管在什么樣的社會都有)的口述的話語的方法，并不是主要的方法。不用說要避開這樣的方法。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社會人類學是根據把握研究對象的整體生活，對于特定的問題進行深入考察為目的的，盡可能地避免單一的直接提問，由于把具體的事項可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考察，所以，這一方法對于調查者非常迫切想了解的事情，是非常理想的方法。也就是對方不用虛構，而是自然地表露出的過程中，這是獲得非常好的資料的方法。
另外一個長期呆在調查地(或者經過數年多次呆在調查地)非常有必要的理由是，對于有關集中調查社區的更大的社會(地域全體甚而像國家這樣的大的單位)的狀況和知識，一定要有基本的認識和了解。微觀研究以宏觀為背景，能更明確地把握問題的性質。比起馬林諾夫斯基所調查的特羅布里特島那樣的被大海所包圍的小社會來，對于在大陸的微觀研究，特別是今天開發非常快速的國家，以及有著長久的歷史，文獻又很豐富的社會的研究，顯得更為重要。此外，如果沒有特定村落的研究，但對于在相鄰地域、已經有的社會人類學的調查以及其他的社會科學研究者、歷史學者的研究等的文獻的閱讀是非常必要的。在這個意義上，像在下文中將要談到的那樣，田野工作所具有的位置，在今天可以說和馬林諾夫斯基時代的背景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是由馬林諾夫斯基所確立的微觀社會的調查方法本身，基本上沒有發生變化。因此，今天關于和我們的觀點相關的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工作的意義進行一些基本的思考是非常有必要的。
我認為，社會人類學與其他的社會科學相比較，確立其自身非常強的獨立性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能夠保持距離。即社會學者和經濟學者其研究對象主要是在自己的社會中，而社會人類學在創立初期，其研究對象可以說是未開化民族，研究者所探求的是在地理上、文化上與西方社會相距最遠的人們和社會。因此，可以說研究者對于研究對象能夠比較容易具有客觀性的立場。在以與近代文明隔絕的人們為科學的研究對象時，由此也就產生了舍棄自己所處社會的社會常識和價值觀，徹底地對研究對象的區位進行觀察的方法。這種方法與其說與社會學者接近還不如說與生物學者、動物學者這樣的科學研究者的方法更為接近。在這個意義上，馬林諾夫斯基的特羅布特島民、埃文斯?普里查德的努埃爾族、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亞島民等，與我們的東亞研究者、對于東南亞村落的人們有著本質上的不同的感觸和條件。在田野工作過程中，他們個人與調查對象如果過于親近，那就絕不會找到客觀的觀察的感覺。其實，正是由于這種文化距離的(detachment)(對象和自己分離)，才是產生優秀科學研究的條件。
在條件這個問題上，早期的人類學者和現在的人類學者不同。早期的文化人類學者在調查現場之外，同調查對象之間是游離的，很容易從所研究的對象中出來。除了調查之外，沒有任何具體的關聯，不受任何制約。調查對象和研究者之間，在文化上、歷史上都相差很遠。被調查者幾乎沒有可能來讀研究者寫的論文。當然，對于像這樣的科學研究者而言，他們具有優越的條件--這也是當時西歐人類學者的特權，在今天這些大洋孤島的社會確實已成為了過去。但是，這個時期的研究對于社會人類學有著決定性的意義。我甚至在思考，如果沒有這個過程，就不可能形成社會人類學這一學術的(科學的)基礎。如果沒有這些調查，只以我們實際生活中的人們為對象，就不會有這些冷靜的觀察，而且也不能從這一研究中發現獲得獨特的知識的運作方法。在這里也不能把他們單純歸結為是西方帝國主義的產兒。不言而喻，他們還不能說完全自由地從當時西歐人對于原住民的人種偏見和優越感中脫離出來。但是，其研究越是科學(或者具有豐富的知識)，就越能反映自身，而把有礙研究價值的危險可以降到最低限度。這種危險與其說存在于早期的優秀的人類學者中，還不如說最近由于人口的增加，大多出現在二三流的人類學者中。偏見和優越感，不用說與輕而易舉的共鳴和過度的同情一樣，把自己置于優越的位置，而對研究對象看得過于簡單，這就不符合剛才所指出的detachment。初期的優秀的人類學者，由于對于對象具有這一detachment，出現了非常多的重視力足于經驗主義分析的科學的觀點，確立了社會人類學的基礎。
田野工作的典型，特別要提到的是，其奠基人馬林諾夫斯基在特羅布里特島所從事的調查和其弟子雷蒙德·弗思的蒂科皮亞島所做的調查。后者是把前者的方法進一步發展的繼承者中的第一人(實際上，也是大學里職務上的后來的繼承者)，他把馬林諾夫斯基的田野工作更有系統地予以發展，1953年又再次對先前的調查地進行了調查。他們倆人的田野，都是西太平洋的孤島社會，人口又少(例如，蒂科皮亞島島民1929年時為1300人)，把握整體社會并不那么困難，是微觀研究能取得最好研究成果的田野。即使是今天，盡管有很多的社會人類學者在各個地方進行過田野工作，但在細膩和精致方面，還沒有人超過他。兩人都具有作為人類學者最合適的天賦，而且，前者論述充滿了魅力，后者文章又獨具匠心，所以，他們的研究已成為經典之作。
這些先前的田野工作，作為社會人類學的必要條件而被繼承下來。這一方法，對于大陸諸社會的研究，當然，也有一些不足之處。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即使在大陸，還存在著比較孤立的小社會，這種微觀研究的方法是可行的。實際上，就像在下面的章節所敘述的那樣，社會人類學的理論分析，由于在非洲諸社會進行田野工作的社會人類學者的努力，而得到了很大的發展。但是，這一方法，當把歷史悠久的亞洲諸社會作為研究對象時，不管怎么說還有一定的限度。在早期，即使對于這些亞洲諸社會的研究，也主要以邊境的各民族社會為研究對象。如印度稱為部族的各民族、中國云南省山岳地帶的少數民族、越南的山地民族、緬甸的克欽族、印度尼西亞的米娜恩卡巴族等。
不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亞洲、非洲諸地域，新興國家逐個誕生，由于各自國內的形勢、對外政策的變化、以及人口的增加，民族問題等開始凸顯出來。越來越多的地方，對于外國人類學者來說獲得調查的許可非常困難，未開化民族的調查受到很多限制。同時，從人類學的研究立場來看，曾經是統一的部族的未開化社會被新的國家組織所整合而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成為了流動的開放的社會，因此，對于這些社會進行把握的方法也顯得不很容易。
在這種世界形勢下，人類學者的關心點逐漸地從對于未開化社會的研究，開始轉向有歷史的復雜社會的研究。這些社會不用說，是歷來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作為研究對象的社會。以微觀研究為惟一長處的社會人類學者，在擴大其研究對象之前，以特定的村落(或村落的一部分)進行田野工作，是一普遍的方法。但是，對于具有從數百萬到上億的人口、地域廣闊、地方之間的差異性又大、階層差別又大的社會的理解，以對于從數百人到2000人左右的社區規模的社區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怎么能有可能理解整體社會呢?這一疑問一直存在著。如果是同質性的小型社會，一個村落的研究對于社會整體結構的把握，會具有很強的說服力，但是，在如此大的規模的復雜的社會中，這一理論就顯得不很完善了。村落層次的微觀社會的研究怎樣同整體社會的結構聯系起來呢?不論是在方法論上還是理論上，這是繼承未開化社會的研究中取得成果的第一代社會人類學者之后的下一代社會人類學者不得不直接面對的課題。
盡管如此，現在社會人類學的研究不只是在歐美即使在亞洲各國也很興盛，研究者的人數也不斷增多，大多數的研究，還是花費相當的精力，完成落套的村落調查的研究報告。這種研究不用說積累了非常多的社會的有關村落層次的信息和資料。但不論這些專題論文和研究如何詳盡地進行細致地描述，與原來的(經典的研究：譯者注)以田野工作為基礎的論述相比較的話，還是缺乏那種生動、活潑、明快的手法，不用說是一般讀者，就連同行的研究者也沒有太大的興趣。其原因是多種多樣的，第一，這一社區僅僅是更大的復雜社會中的一小部分，其社區本身自覺不自覺地受到來自各個層次的網絡的影響。即使比起都市來穩定性較強的農村，中央的行政、政策、產業、商業等國家層次或多或少都會對其發生影響，使得農村社會成為一個有聯系的開放性社會，然而，在對這一農村社會進行論述時，卻僅僅以封閉社會研究的模式進行研究，其結果導致這種研究報告或論文缺乏那種生動、活潑、明快的特點。因此，在田野工作中所看到的各種現象必須要從不同的維度把這一社區納入到更廣闊的視野中進行解釋，才會具有生命力。在此前提下，以田野工作為契機，把所遇到的問題從理論上進行分析，這樣才能出現新穎的、有影響的研究。其實出現上述的問題的關鍵并不是在田野，田野僅僅是探索問題做準備活動的場所。其關鍵是所調查的田野以何種形式而存在?如果僅僅以特定的村落為田野的對象，不考慮其他的背景，即使研究報告做得非常精細(當然這些是進行研究的基礎)，但在此研究報告的基礎上所寫成的論文，其價值不一定很高。所以，要使田野材料真正具有科學的意義，應該把這些田野材料置于更廣闊的視野之中，這樣才能產生出具有一定理論水準和富有解釋力的佳作。
如果從這方面來看的話，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研究者對于所進行田野工作的社會，具有廣而深的知識、修養等是非常重要的。實際上，這也并非限于具有復雜歷史的社會。以非洲的部族社會為田野，做出了非常優秀的經典研究的福特斯(Meyer Fortes)和格魯克曼(Max Gluckman)等，都出身于非洲，另外進行蒂科皮亞調查的弗思是新西蘭出身，這些對于他們的研究，無疑間接地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當我和這些英國的社會人類學者們談到關于他們的田野以及其社會時，他們就好像在談論自己的庭院一樣。與此相并列的研究為斯瑞尼瓦斯(M. N. Srinivas)的南印度村落的調查和費孝通的江蘇省的村落的調查。
有一種看法認為，在地理上遠離研究者出身的社會、在文化上和歷史上沒有任何關系的田野研究，并不能趕得上本國的研究者的水平。但如果回到社會人類學的研究來看的話，絕不能如是而云。盡管不是出身、生活在那個社會，如果是優秀的社會人類學者，一定會拿出超出這一社會出身的人類學者的研究。
與這類問題相關聯的一個看法，就是我接下來要談的問題。在歐美的人類學者中，歷來就反對亞洲和非洲的人類學者以歐美的社會作為田野來進行研究。但現實并非那樣，這些看法看起來有些過于單純。不用說，社會人類學就像其自身建立、發展過程中所清楚地呈現出來的那樣，就是對“不同社會”的比較研究，對于非西方的人類學而言，把西方社會作為田野選擇的候補對象，是很自然的，但這絕不代表整體發展方向。過去，西歐人類學者之所以著眼于未開化社會的調查，其主要原因是他們想了解、探究那個時期對于他們來說最不清楚的社會和文化。另外，對于今天的非西歐的人類學者來說，西歐比起其他的地域來，在他們的知識體系中是比較了解的地方(亞洲、非洲有代表性的人類學家幾乎都有在歐美留學的經驗)，在這個意義上是完全相反的。而且亞洲、非洲的人類學者們，處于與過去西歐的人類學者對殖民地社會具有的那種好奇心的時代完全不同的環境中。事實上也是，非洲、亞洲的人類學者，幾乎把各自的研究對象都放在自己的國家內部，對于國內的問題報以最大的關心，并進行研究。以日本為首的東亞各國也絕不例外。
我認為，這些事實與其說是沿襲了歷來西歐人類學者所關注的問題，還不如說，這些國家知識分子的傳統及其所處的環境與西歐的人類學者有著很大的不同。第一，這些社會傳統的精英和知識分子沒有去外國的傳統。就像印度的婆羅門沒有飄洋過海那樣，離開自己的國家不是上層(精英)的生活模式。當然，在近代化過程中的留學是一例外。就像留學所反映出來的那樣，所謂國外是以西方為代表，對于非西歐的各國幾乎仍然漠不關心，當然也有例外的情況。這與把在國外的工作視為紳士的工作、高尚的工作所形成傳統的建構出大英帝國的英國社會等完全不同。
第二，在這些國家中，所有的近代化、西方文化的輸入都是通過精英層和知識分子而進行的。這些階層的人們一方面促進了西歐化，而另一方面，在這一社會中，以與西歐文化完全沒有關系的土著的傳統文化為基礎而生活的一般的民眾和他們距離也拉大。這是因為受過西歐學術洗禮的都市的學者，對于西歐人類學所論及的問題，能在自己國內找出與之相對應的問題。對于這些學者來說，偏僻的農村的生活和自己有著很大的距離，在農村所看到的各種現象與西歐的人類學在未開化社會中所看到的問題有著一定的聯系。我國(日本)初期的民族學者的研究最能反映出這一特點。其中，使民俗學得以發展的柳田國男、受馬林諾夫斯基研究的啟發并對日本的農村社會學產生很大影響的有賀喜左衛門，對民族學的建立和發展做出貢獻的涉谷敬三等的立場和關心的問題，就可見一斑。此外，在韓國也有同樣的現象，民俗學和文化人類學主要由專攻韓國文學的“兩班”的學者開始研究的。而《中國農民的生活》的著者費孝通所完成的這一著名的論著，他的調查地以太湖南岸的農村為背景，書中的照片是當時一典型的北京的讀書人的樣子，穿著純白的長褂的地道的中國服裝，站在那里，這是非常有象征意義的照片。
同一國家的這些學者和被調查者的距離，在印度表現得非常極端。不只存在著與調查者有著不同語言圈的地方上的地理距離，以及處于具有種姓之間的社會距離的不同的集團，而且，還存在著與一般的印度教的人口有著完全不同的風俗習慣、幾乎沒有任何往來的很多的未開化民族的社會，在這些社會進行調查的人類學者，是與他們在社會上有著最長距離、具有西歐修養的上層種姓的出身者。所以，從這個意義說，印度不僅僅有著豐富的人類學的資源，而且也是大量接受西方人類學流派的國家。這一點，可以說和非西歐社會的東亞有著完全不同的條件。
今天的日本，在我看來，作為社會人類學者(文化人類學)的最低條件，仍然至少應該具有在國外有兩年左右的田野工作經驗，在此基礎上才能拿出學術論文。對于生活在像日本這樣的社會的人來說，日本幾乎所有的人口，從古代開始在語言(不是方言)、社會制度以及價值觀等方面沒有完全不同的各個集團，所以幾乎沒有認識所謂“不同的社會”方式。不管你怎樣去學習社會人類學、積累和社會人類學有關的知識，研究日本傳統的節日和習慣，并且也多少有在國外學習生活的經驗，所有這些都被納入到日本式的思考體系之中，所以，要領會不同社會的制度體系并非很容易。吸收學習作為知識的社會人類學的成果和進行社會人類學研究是不同的。所謂社會人類學的研究，并不是采用固有的理論框架，而是用一定的方法，把未知世界的體系通過自己的經驗研究進行探討，進而把它上升到理論的高度。在這個過程中--由于把自己暴露在不同的社會，受到了在日本本土得不到的知識的刺激，這樣才能使自己的思考本身不斷地完善、成長起來。這當然并不限于日本的研究者。
在紐約召開的社會人類學國際研究會上的討論中，英國社會人類學權威之一，福特斯對美國年輕的人類學者說道：“你們還沒有弄臟手呢?”(沒有做田野工作)，這是靶心。那些年輕的人類學者好像非常自信地、熱衷于從理論角度進行發言，不過從有豐富田野經驗的人類學者看來，非常明顯地能感到他們的不足。我在東京大學的文化人類學科碩士課程一結束，就去國外做田野，如果不這樣做，怎么也寫不出博士論文。事實上，從田野工作的地方一回來，就感到了知識的厚重。在我曾經學習的倫敦經濟學院的雷德蒙·佛思的研究生院的席位上，沒有進行過田野工作的人沒有資格參加。實際上，由于具有田野工作的經驗的共同的感受的這種知識上的認同，人們之間也不問國籍、不論田野如何，但是就是這個田野工作是把社會人類學者在國際上聯結在一起的主要原因。而通過田野工作的訓練，就像成為社會人類學者的入會式那樣，它成為具有社會人類學的研究特色的基礎。這與畫家所受的素描的訓練一樣，將來這一社會人類學者即使未必根據自己的田野來寫論文，但有沒有在異國的田野工作的經驗，在其研究中會自然地表現出來。
簡而言之，田野工作不僅僅只是收集資料，它還是沒有研究室進行思考的訓練場所；此外，它雖然也不是驗證理論和假設的場所，不過，在理論和假設的構筑過程中，田野工作是不可缺少的。要把握好田野工作的質量，就要非常好地受過有關社會人類學的各種概念、體系的訓練，從理論的角度進行梳理解釋。當然要注意馬林諾夫斯基所提醒的：“要充分地進行理論的訓練，所得到的結果并不意味著介入了先入觀。……調查地問題越多，就越能從事實中建構理論，如果形成不斷地探討事實和理論的關系的習慣，那么他就能夠適應、適合于做野外調查?！?/span>
作者:中根千枝（Nakane Chie），著名人類學家、藏學家。國立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國際人類民族學會副會長，東方學會會員、日本學士院會員、東京大學名譽教授。主要研究領域為印度、西藏和日本的社會結構及亞洲社會的比較研究。
譯者:麻國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思想戰線》,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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