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年來，經由各類媒體傳播的“返鄉”寫作頻頻激起社會的關注，時至今年此時，我覺得“返鄉”問題的呈現已經到達了瓶頸階段，現在應分析的是，這種“僵持”的性質是什么，如何有效推進，以及向何處推進。
在此不一一列舉“返鄉”書寫的篇目，“澎湃新聞”的“思想市場”欄目匯集了“返鄉”系列文章。“返鄉”問題的呈現進入“僵持”階段恐怕因為就目前來看圍繞這一問題所能展開的觀點與內容，已經趨向飽和，而新的推進，比如，對農村問題的深入分析，以及對問題的回應和解決，尚無法僅僅通過書寫來予以澄清和凸顯。
去除那些炮制出來吸引眼球的事件性網文，“返鄉”書寫基本都以嚴肅的態度梳理鄉村問題，既不同于純粹紀實性的白描文本，也區別于學術性的理論探討。在細膩的描寫中貫穿了寫作者個人的鄉村經歷、情感與探析的線索，構成新的視角，以文學的方式將鄉村基層的復雜層次一一剝開，有助于捕捉那些尚未被概念化、理論化的問題層面。
批判“返鄉”書寫的聲音也不在少數，有的認為“返鄉”文章太過情緒化，以偏概全；有的則認為“返鄉”書寫表達的只是小資知識分子們對于鄉村的同情，除此之外毫無用處；還有的批評則更為辛辣，認為“返鄉”書寫對于鄉村的“觀看”只是鞏固了觀看者的位置，博取寫作者個人的文化資本。
將“返鄉”書寫歸罪為消費鄉村以追逐個人名利，這個批評雖可作為警鐘長鳴于心，但也來得太短平快了一點。
最近吳子楓的一篇舊文《故鄉、底層、知識分子及其他》反而從側面將“返鄉”書寫正反兩方的矛盾焦點揭示了出來：
經過三十年的再階級化，知識分子與工人、農民之間血肉相連的有機性早已不復存在，那么，“返鄉”書寫的作者們要怎么寫，怎么傳播，引起怎樣的結果，才算是寫出了血肉相連的合法性呢？
——這就是“僵持”的癥結所在。
其實，應該看到的是，近年“返鄉”書寫的作者們并非事不關己地“觀看”鄉村，他們倒是在最最非比喻的意義上與鄉村血肉相連：他們出身農村，還有很多親戚在農村生活，農村大家庭的重負也是他們生活負擔的一個真切的部分，他們不可能在“觀看”、“描寫”之后輕松地扭過臉去，繼續過自己的小日子，而必須和鄉村大家庭一起，面對荒蕪，舔舐傷口，思索未來。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筆下滿溢的情感是復雜的，其切身之痛，無法用“追逐個人文化資本”來打消。
不過，生物意義上的血肉相連并不足以構成“返鄉”書寫“合法性”的充分條件，如果出身農村就能保證“有機性”，那不過是另一種改頭換面的“出身論”，這會給“我在城里工作給農村家人寄錢不就等于建設鄉村了么的”論調打開方便之門，讓知識分子心安于某種血緣連帶，反而可以將自己的生活與鄉村社會的真問題進行自在的分割。
知識分子如何重建與工農之間的有機聯系？這一問題與如何進行鄉村建設內在相關。
今年參與“返鄉”書寫的作者們已經有意識地邁向了新的方向，不只停留于揭示問題，而努力將關注點從鄉愁轉向鄉建，呼吁社會各界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但可以預估的是，這一轉向仍然會帶來質疑的聲音。原因在于，即使各界都同意應“建設鄉村”，也很難就“怎樣”建設鄉村達成共識。
這里暗含“立言”與“細究”之間的矛盾：
1、呼吁社會各界參與鄉村建設是為“立言”，但也容易因所立之言的正確性和所囊括的資源的誘惑性引得各路人馬蜂擁而至，泥沙俱下，魚龍混雜。全國上下巧立名目的假合作社就是一例。
2、另一方面，即便是真實可信且獲得了認同的鄉村建設實踐，暫且不問是基于怎樣的價值取向的“真實”，也必然存在困境和不足，如果只是為了保持話語的純粹，一股腦兒地批評、否定，反而又容易放大困難和不足，阻礙鄉村建設話語的樹立，讓潛在的參與者望而卻步。
3、然而，如果不對各類實踐展開批判，不厘清鄉村建設的方向，任由在立場和目標上南轅北轍的各種實踐并存，對它們報以同樣熱烈的贊許的掌聲，只滿足于鄉村建設在話語層面、媒體層面的主流化、熱門化，很難想象鄉村建設話語的“立言”能夠經得住時間的考驗，不斷產生建設性的活力。
當然，我們要承認，有些實踐是殊途同歸的，彼此需要保持開放包容的態度，而對有些則應毫不遲疑地揭露其可惡的偽裝。在鄉村建設實踐日益“多元化”的當代中國，不同實踐背后的價值取向不同，表面上看，有些手法是類似的，口號也雷同，但在具體的實踐過程中，將那些手法與口號落實到怎樣的價值立場上去，以及怎樣的生產方式中去，存在本質上的不同。比如，很多鄉村建設者都會搞一些鄉村文化活動活躍村莊的氣氛，但是，舞獅子、腰鼓隊等文化活動既可以僅僅停留在娛樂層面，成為某種成績展示的一部分，也可以作為推進民主協商、合作經濟的預熱方式，更可以成為房地產開發商響應“新型城鎮化”、“社區營造”等正確話語，為自己的新建小區做廣告推廣的噱頭。
我們該如何面對、處理這樣的“多元性”，認同哪一種類型的實踐？
除卻在最廣泛的話語層面上對鄉村建設進行持續的呼吁之外，我們還需營建細查、分辨、爭鳴的良性討論空間。如能就“怎樣”建設鄉村展開深入的調查，進行建設性的論爭，比迅速達成“投身”鄉村建設的共識具有更為切實的意義。也正因如此，后續的“書寫”還需更為扎實的調研、建設等工作作為積累的基礎。這就要求愿意深入鄉村問題的我們必須投入到實踐領域的復雜地形中去，倒真的不能只是“觀看”了。
我們以怎樣的姿態，通過什么方式參與到鄉村建設中來，決定了我們——知識分子重建與工農之間有機聯系的可能性。目前來看，知識分子大致有三類與農民在一起，參與鄉建的方式：
第一類是通過調研站在農民的立場上進行政策倡導；
第二類是以開展長期項目的方式和本地人并肩作戰；
第三類是辭去體制內工作，徹底扎根農村，與村莊、農民同呼吸共命運。
嚴苛來說，第一第二類仍保留了知識分子既得利益的部分，第三類最為徹底，但極少人能做到。為什么這么說呢？
第一第二類與農民結合的方式難道不是知識分子利用自身所處的社會中層位置，讓流出農村的資源更多地回歸到鄉村大地上去嗎？第一第二類的方式是雙刃劍，作為知識分子的我們，當然可以并應該依照剛才列出的反問句那樣使勁兒，但同時也為自己留了條后路：我們可以在觸及自身行動極限的時候，輕松地返回到社會中層的位置上去。這一試煉在面臨兩個情況時最為逼仄：面臨同樣快要被拋入無產行列的危險時，以及面對來自于主流邏輯的晉級誘惑之時。應清楚地認識到：為數不多的幾個堪稱典范的當代鄉村建設實踐，（即便他們無時無刻不面臨困境與挑戰），之所以取得了階段性的成功，是因為，工農們退無可退，若退，就意味著回到原來的那個、更為被剝奪的處境。
說到底，知識分子在鄉村建設上所做的道路選擇也正是對自我改造所進行的道路選擇。今時今日，這樣的道路選擇終究是個體性的，這或許又會成為遭人詬病的一點，然而，當制度安排無以天降的時候，坐等又能等來什么呢？個體的覺悟和能動性如何突破各種局限，連接成集體的力量是上一個時代未能完全回應的問題，何不在這個時代，盡力嘗試一番？
未盡之言：戴錦華老師在2015年秋上海師范大學的講座中說了這么一句話：“今天沒有可能用一個吸引人的敘事的形態，去講述一個完全顛覆資本主義的未來想象。”類似的，也已經有很多人指出，在當下這個時代，左翼的理論與實踐一旦產出，就會迅速地在符號和物質層面被資本主義邏輯所收編和挪用。那么，如今在我們試圖樹立一種批判兼建構話語的同時，如何避免資本的收編和挪用，同時又能吸引人們的認同和參與？吸引人，必然不夠顛覆，太顛覆不足以吸引人。知識分子在這過程中作何選擇，與誰在一起？這或許是這個時代留給我們的命題。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城市與鄉村文化研究中心 微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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