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農地集中和農業生產職業化是工商資本進入農業逐利的基本條件, 因此, “資本下鄉”必然帶來經濟、社會和管理結構的變化: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為土地經營權的變更、生產方式的轉變和雇傭制度的變化, 社會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小農戶”身份的蛻變和“大資本”功能的轉換, 管理結構的變化主要體現在社會對勞動力流動的管理、政府對土地流轉的管理和農業企業對“職業農民”及農業生產的管理等方面。目前, 在“資本下鄉”引致農業生產體系轉型過程中, 還存在農民利益未得到充分保障、環境污染問題未受到充分重視等問題。應建立和完善合理的農民與農業企業利益分配機制, 充分保障農民在土地流轉中的應有權益, 并大力發展生態農業。
一、引言
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 強調要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如何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成為亟待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2018年1月2日,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進一步指出, 要以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生產體系、經營體系, 并提出要“促進小農戶和現代農業發展有機銜接。統籌兼顧培育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扶持小農戶, 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 把小農生產引入現代農業發展軌道”。從小農產生向現代農業發展轉變是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的重要內容, 而“資本下鄉”無疑是其有效路徑之一。
“資本下鄉”通常是指工商資本參與農業、農村及農民的發展, 包括土地整理和流轉、農業生產經營和新農村建設等各個方面[1]。對于“資本下鄉”帶來的影響, 學界進行了大量研究。其中, 關于“資本下鄉”對農業生產的影響的研究主要集中兩個方面:一是對土地流轉的影響[2-4];二是對農業生產方式的影響, 包括家庭經營[5]、生產規模及產業化發展[6-7]、組織形式[8-10]、生產經營機制[11-12]、雇傭關系[13]等方面。上述研究大多是從某個領域或方面進行研究, 未能從農業生產體系的整體角度進行綜合考察。有鑒于此, 本文試圖基于農業生產要素置換的角度構建“經濟—社會—管理”三圈模型, 探討“資本下鄉”導致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和管理結構的變化;同時, 通過新疆的兩個案例予以驗證, 并進一步分析目前農業生產體系轉型中存在的問題, 以期能為加快構建現代農業生產體系提供經驗借鑒和政策參考。
二、“資本下鄉”的“經濟—社會—管理”三圈模型
由于研究的落腳點是農業生產體系, 本文的“資本下鄉”僅針對進入農業生產經營領域的工商資本, 不包括進入農村其他領域 (如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旅游產業等) 的工商資本;同時, 只針對“資本下鄉” (農業企業) 導致的土地流轉、農民轉型及農業生產方式轉變等進行分析, 未受到“資本下鄉”影響的小農生產以及規?；洜I (如一些家庭農場和專業大戶等) 也不在本文分析范圍內。“資本下鄉”必然伴隨著農業生產要素的置換。具體來說, “資本”進入農村后, 最顯著的一個特征是土地這一生產要素被置換出來, 土地經營權由農戶單獨擁有變成了資本與農戶共同所有或資本單獨擁有。置換的過程與置換的機理如下:“農戶—土地”+資本→“資本—農戶”+土地。“農戶—土地”是指農戶在自有的“一畝三分地”上從事的小規模的、非標準化的、封閉的農業生產;“資本下鄉”后, 農業企業和農戶共同擁有土地的經營權, 農業企業主導規模化的農業生產經營, 并與農戶分享農業利潤。伴隨著土地流轉, 勞動力也被置換出來, 并且“失地農民”產生了“職業農民”和“離地農民”的分化 (1) 。“資本下鄉”帶來的生產要素置換, 不僅僅是簡單地聯結“小生產”和“大資本”, 更帶來農村經濟、社會和管理結構的交互變化。本文試圖構建一個“經濟—社會—管理”三圈模型予以闡釋:經濟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土地經營權、生產方式和雇傭制度的變化, 社會結構的變化主要表現為“小農戶”身份的蛻變和“大資本”功能的轉換, 管理結構的變化則主要表現在社會對勞動力流動的管理、政府對土地流轉的管理和農業企業對“職業農民”的管理等方面 (見圖1) (2) 。
1. 經濟結構的變化
(1) 土地經營權的變更?！百Y本下鄉”參與農業生產經營, 首先需要獲得農村土地經營權, 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反租倒包”模式。具體說來, “反租”環節實際是兩次土地流轉過程的組合:第一次是農戶作為出讓方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農村集體組織 (或地方政府) , 第二次是農村集體組織作為出讓方與將土地經營權流轉給農業企業;“倒包”環節則是農業企業作為出讓方將土地“倒包”給農戶經營。農業企業在獲得土地經營權后, 通常要對土地進行統一規劃以及必要的基礎設施建設, 然后再劃塊“倒包”給農戶, 并規定土地的種植品種, 農戶在其統一指揮和監督下從事農業生產和加工活動[14]。
(2) 生產方式的轉變。伴隨著土地經營權的流轉, 農業生產方式也發生了變化。正如林毅夫在《再論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中所描述的, 土地的所有者可以以一個固定額的地租把土地租給勞動力所有者 (固定地租契約) , 可以租賃出去以獲得產出的一定份額 (分成契約) , 或者持有土地而以固定的工資率雇傭勞動力 (工資契約) [15]。也就是說, “資本下鄉”改變了勞動與土地之間的關系, 農戶原本分散的土地經營權被集中到農業企業這樣特殊的組織里, 使得原來的小農生產作業變成了以農業企業為載體的規?；a作業。
(3) 雇傭制度的變化。生產方式改變, 雇傭制度也隨之變化?！百Y本下鄉”以前, 農戶的農業生產以自有勞動為主, 偶有互換勞動 (小戶) ;“資本下鄉”以后, 農業企業主導的農業生產以雇傭勞動為主, 以自有勞動為輔 (大戶) , 表現為生產性勞動與管理雇傭性勞動的組合。農業企業主要作為管理者對整個生產的過程和雇工的工作進行安排和細分, “職業農民”則遵從企業管理方式參與農業生產而獲得固定的工資收入。
2. 社會結構的變化
(1) “小農戶”身份的蛻變。說到“農民”的時候, 人們想到的不僅僅是一種職業, 而是一種社會等級或一種社會身份。從“小農戶”到“職業農民”的身份轉變, 是一種鄉村生活邏輯在現代職業分類框架體系下的轉變[16]。也就是說, 伴隨著“資本下鄉”, 大量原本擁有土地經營權的農民通過土地流轉進入農業企業, 成為“職業農民”。這種類型的農民, 原本各自進行小農生產, 一年的收益通常僅能維持生活;土地經營權流轉到企業后, 他們成了公司的職工。這種身份的蛻變, 是傳統家庭承包的小戶種植方式向現代規模化、專業化農業生產轉型的結果之一。另一部分“失地農民”則成為“離地農民”, 其將土地經營權流轉至企業后脫離了農業生產和經營, 大多轉而從事非農生產。
(2) “大資本”功能的轉換?！百Y本下鄉”是資本從非農領域向農業、從城市向農村的流動, 即利用在工商業獲取的利潤獲得大規模土地經營權, 進而從事農業生產經營以獲取利益, 所形成的農業企業實際上是一種“職業農場主” (1) 。工商資本進入農業, 在推進農業生產經營規?；?、現代化的同時, 也瓜分農業總收益, 并擁有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 而被其雇傭的農民獲得的收入體現為勞動工資。因此, “資本下鄉”不但改變了社會資本結構和產業結構, 也影響到社會收入分配結構。
3. 管理結構的變化
資本下鄉后, 經濟結構和社會結構的變化必然引致管理結構的變化, 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社會管理方面, “離地農民”的大量出現必然帶來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以及農民市民化問題, 對流動人口的管理提出了挑戰和新要求;二是行政管理方面, 企業參與農村土地流轉, 使其利益分配和程序更加多元和復雜, 而目前農村土地流轉制度和機制還在不斷完善過程中;三是企業管理方面, 長期從事小農生產的傳統農民轉變為現代“職業農民”, 需要對其進行有效管理, 同時農業生產的不確定性和自然條件依賴性也對農業企業的治理機制和風險控制機制提出了挑戰。
三、案例分析:華孚和魯泰公司
考慮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體制的特殊性, 課題組對南疆阿克蘇地區阿瓦提縣原豐收一場和豐收三場的基層連隊進行了重點調研。豐收一場經過兩次改制后成為當地具有影響力的農業企業, 即由深圳華孚控股有限公司與新疆恒豐農業投資有限公司共同組建的新疆華孚恒豐棉業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華孚) ;豐收三場通過政府招商引資改制為魯泰紡織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魯泰) 。
本文調研樣本 (農業企業) 的管理層級為“總經理 (副總經理) —廠長—連長 (副連長) —排長—大老板和種植小戶”。在這個鏈條中, 總經理 (副總經理) 為職業農場主, 負責制定公司 (農場) 作業計劃及產業鏈管理等。除總經理 (副總經理) 以外的廠長、連長、排長 (1) 、“大老板”和種植小戶為職業農民。其中, 廠長、連長和排長是農業企業主要的生產經營和管理人員, 對“大老板”和種植小戶進行定期的農業知識培訓及作業指導等;“大老板”多是本地的種植能手, 耕作面積均在100畝以上, 有成熟、專業的農業生產技術, 種植小戶耕作面積在100畝以下, “大老板”和種植小戶按照農業企業的標準進行規范化的生產作業。
華孚目前共有12個生產連隊, 每個生產連隊均有連長 (副連長) 、排長等, 若干個生產連隊組成生產分廠, 由分廠的廠長統一管理, 同時下設農業生產部、綜合管理部和社會事務部;魯泰的改制更為徹底, 廠長、連長 (副連長) 和排長等行政級別已經逐漸弱化, 下設國際業務部、物資供應部、生產部、營銷部等部門。新疆雖然是我國最大的棉花產區, 但其后向關聯產業的發展滯后, 華孚和魯泰是“資本下鄉”的結果, 更是棉花產業發展的需要。
調查發現, “大資本”進入農業生產后, 對農戶的生計情況有了大幅度的改善。華孚農戶的戶均自有和實際耕地面積分別為51.09畝和54.78畝, 魯泰農戶的戶均自有和實際耕地面積分別為156.83畝和160.17畝;73.3%的家庭耕地面積超過100畝, 33.3%的家庭耕地面積超過200畝 (2) 。毋庸置疑, “資本下鄉”帶來的規?；鳂I和集約化生產使大多數農戶的生活條件有了明顯的改善。伴隨著資本進入新疆棉花產業, 農業生產體系也逐步轉型, 下面基于“三圈模型”對此過程中的經濟、社會和管理結構變化進行分析 (3) 。
經濟結構方面:土地經營權變更所涉及的行為主體是阿瓦提縣政府、華孚和魯泰等工商企業、棉農三者?？h政府通過土地流轉, 將從小戶棉農手中流轉到的土地“反租”給華孚、魯泰公司, 公司對流轉到的土地進行統一分塊和承包。這個過程, 縣政府獲得了土地流轉帶來的收入, 華孚和魯泰公司將土地“倒包”給愿意從事棉花生產的棉農, 生產方式也有原來的傳統小戶種植變為規模種植, 勞動投入則以雇傭勞動為主、自有勞動為輔。雇傭勞動力包括管地工、長工、拾花工等, 管地工的畝均收入為200~230元, 長工每天的收入為70~100元, 短期采摘棉花的拾花工則根據采摘棉花的數量獲得相應收入。
社會結構方面:伴隨著“公司+農戶”新型組織形式的出現和發展, 社會結構中分化出兩類棉農:一類是“倒包”華孚、魯泰公司土地的“職業農民”。被訪者中有一農戶, 2009年承包魯泰棉業公司400畝土地, 種植規模不斷擴大, 2010年、2011年種植面積分別達到600畝、800畝, 2012年則擴大到了1000畝。在調研期間, 筆者曾參加魯泰的職工代表大會, 參會的農民 (即隨土地流轉進入農業企業的“職業農民”) 有嚴格的紀律和體制, 必須著西裝、系領帶、穿皮鞋。無疑, 這種“待遇”提升了農民職業化的進度, 也改善了農民的社會地位。另一類是大量原本擁有土地經營權的小戶, 通過土地流轉暫時失去了土地經營權, 轉而從事非農生產。這類棉農通常利用土地流轉獲得的資金從事服務業, 或是進城打工, 當然也有人利用資金購買車房等物質資本。在調查中, 大多數傳統務農者獲得土地流轉資金后都到城市從事手工業或服務業。
管理結構方面:原來各自從事棉花生產的農民變成了公司職工, 對于這類“職業農民”來說, 他們要按公司要求進行標準化種植和生產, 從棉種的選擇、生產資料的購買、棉花各周期的生長與管理等都要規范統一。如施肥, 公司會綜合考慮土地使用年限、環境污染等因素規定化肥使用的限量, 這與棉農以往“施肥多寡與產量正相關”的認知是有差異的。同時, 公司要求棉農按標生產的棉花必須全部交至公司下轄的軋花場, 并由公司統一售賣, 而其中存在的棉農機會主義行為、公司打壓價格等都可能引發矛盾和沖突。此外, 各經濟主體的利益和目標也可能存在不一致, 如“大老板”及種植小戶多年來形成的對種植技術和銷售途徑的依賴使得他們不愿意嘗試公司提出的多樣化種植。華孚和魯泰公司為了實現土地倒茬, 制訂了多樣化的農業生產計劃, 由原來單一種植棉花改為同時種植葡萄、紅棗等農作物, 但由于農民不愿更改種植方式和學習新的種植技術而始終不能推進。
四、農業生產體系轉型中存在的問題與對策
“資本下鄉”進入農業逐利的基本條件是農地集聚, 形成一定的經營規模進而獲取規模效益;農民在農業生產方式轉變過程中也享受到“資本下鄉”帶來的利益, 生計得到改善。但農業企業是以利潤為目的的, 而農民作為系統中的弱勢群體, 并沒有公平地參與農業企業利潤的分配。同時, “資本下鄉”引致的經濟、社會和管理結構變化, 也引發了一些矛盾和問題, 需要政府、企業、農民和社會共同應對。
一是“職業農民”與農業企業的風險不平衡, 利益聯結機制不完善。技術和資本以企業為媒介進入傳統農業并改造傳統農業, 雖然“職業農民”和農業企業都獲得了利益, 但其風險具有不平衡性。農業企業可以利用資金、技術等優勢將風險控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 或者向關聯產業轉移風險;而“職業農民”除了要應對生產中的風險, 還要面對市場上的風險。同時, “職業農民”在交易中處于不利地位, 討價還價能力差, 農業企業一方面既要依靠和指導“職業農民”進行農業生產經營, 另一方面又不愿意與農民公平地分享利潤。
二是“離地農民”在土地流轉中利益得不到充分保障, 且從事非農生產存在不適應。失去土地經營權后從事非農生產的“離地農民”, 曾長期把土地作為生存基礎;在土地流轉后, 雖然獲得公司給予的一定數額的租金, 但所獲租金與耕種土地的收益不相匹配。在土地流轉過程中, 農民通常處于弱勢地位, 缺乏話語權, 利益不能得到充分保障。同時, 大多數“離地農民”缺乏從事非農產業的技術和條件, 不適應非農生產方式, 進而影響到其可持續發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
三是農區耕作文化的變遷與生態環境成本問題。大規模的連續農業生產改變了傳統小農生產的耕地使用格局, 也改變了農民的耕作習慣, 由此引發的耕作文化變遷是顯著的。新疆的棉農在過去的棉花生產中付出了巨大的生態環境成本, 主要體現在:耕地的生產力由于不能實現倒茬而大大下降, 耕地質量大幅度滑坡;大量使用農藥嚴重地污染了土地和周圍環境 (1) , 使用塑料薄膜造成的白色污染日益嚴重, 許多耕地將在10~20年內部分或全部失去生產能力。問題的嚴重性還在于, 無論是農業企業還是農民, 目前對于這種污染的長期危害性認識不足, 幾乎沒有采取措施改變這種局面。
針對上述問題, 本文提出以下建議:
第一, 要建立和完善合理的農民與農業企業利益分配機制?！肮?農戶”組織的有效運行, 不僅要求公司與農戶間建立恰當的契約關系, 而且要求公司內部建立適當的企業制度, 并應具有相容性[17]。在“資本下鄉”過程中, 土地經營權的變更、農民身份的轉變是農業企業存在和獲取利潤的基礎, 資本、土地經營權和勞動力都應分享農業收益。但在現實中很難厘清上述利益分配, 很多農業企業不但不愿主動明晰, 而且往往利用優勢地位獲取更多的利潤。農民作為弱勢群體, 要保障其獲取應有的收益, 必須建立“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利益分配機制。因此, 應根據流轉土地的規模、工齡、經營與管理經驗、信用等, 讓“職業農民”以不同形式入股, 參與農業企業分紅。只有農民真正分享公司利潤, 產生有效的激勵機制, 才會提高其對公司的忠誠度, 并降低風險承擔的不平衡性。
第二, 要充分保障“離地農民”土地流轉的合理收益, 并提高其從事非農生產的能力。對“資本下鄉”中產生的兩類“失地農民”要“對癥下藥”, 提升農民的社會地位。要積極深化“三權分置”改革, 建立和完善科學合理的農村土地流轉機制, 政府和企業要承擔起應有的社會責任, 充分保障農民的土地權益。政府不但要加大對新型“職業農民”培育的投資力度, 更要積極幫助“離地農民”提高從事非農產業的技能, 并給予其就業和創業支持。
第三, 要大力發展生態農業。實際上, “資本下鄉”后, 農業企業更有條件和意愿發展生態農業。農業企業可以適當調整種植格局, 對土地進行重新整理規劃, 在規?；a的同時更好地保護和修復生態環境。目前的問題是, 企業和農民對發展生態農業的重要性和可行性認識不足, 措施不力。因此, 還需要提高企業和農民及社會各界的環保意識, 積極行動起來保護農業生態環境。政府要定期對企業、農民進行環保知識的普及和培訓, 并建立一套有效的環保工作監督管理體系;農業企業要有長遠規劃, 科學布局, 引導農民發展生態農業, 努力實現農業高質量、可持續發展;農民也要轉變思想, 改變傳統的粗放耕作方式, 積極學習和采用先進種植技術和作業流程。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西部論壇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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