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國家統計局公布了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結果顯示，2015年農民工總量為27747萬人，比上年增加352萬人，增長1.3%。2011年以來農民工總量增速持續回落。2012年、2013年、2014年和2015年農民工總量增速分別比上年回落0.5、1.5、0.5和0.6個百分點。
這些數據與城鎮化進程與戶籍制度改革究竟有怎樣的關系？對于農民脫貧又釋放了哪些信號？中國網記者采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經濟學院副教授宋揚。
中國網：農民工總量的增幅近年來持續回落，是否與戶籍改革有關？
宋揚：經濟學中通常采用推力-拉力理論來解釋勞動力的遷移。近年來，我國農民工數量的增幅下降，原因主要可以歸結為，推力減弱，拉力不足。一方面，近年來中央持續出臺的惠農政策提高了農民收入，城鄉收入差距有縮小的趨勢，2014年以來，城鄉收入比已經縮小到3倍以下。因此，農村對農民的推力減弱。另一方面，目前中國經濟進入了新常態，傳統產業的增長動力不足，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有限，使得城市對農民工的拉力不足。
但是，我們不應該單純用農民工的人數作為判斷戶籍改革成敗的依據。首先，農民工增幅下降受多種因素影響，而有些因素是我們希望看到的，例如城鄉差距的縮小對提高農民的福祉、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實現共享發展是有益的。其次，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把“加快提高戶a籍人口城a'a鎮化率”作為戶籍改革的重要目標。從這一目標來看，農民工增幅下降恰恰說明了有些農民工已經轉變為了市民，獲得了當地的城市戶口，這些群體就不會再計入農民工的統計之中，這正說明戶籍改革是有成效的。事實上，我國的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已經從2013年35.9%提高到2015年39.9%，提高幅度超過了常住人口城鎮化率，這說明農民工市民化的進程在加快。
中國網：在農民工總量增幅下降的同時，工資水平的增幅也連續三年下降，是否與經濟進入新常態有關系？
宋揚：首先，勞動力作為一種生產要素，其需求是派生需求。當經濟進入新常態時，產品市場的不景氣會傳導到勞動力市場上，降低勞動力需求。對農民工的市場需求下降時，工資和就業都會呈現一定幅度的下降。
其次，與我國實施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關。從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15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可以看出，第二產業就業的人數在下降，第三產業就業增加，而第二產業的工資水平顯著高于第三產業。這種就業結構的變化拉低了平均工資。
再次，與農民工人口結構的變化有關。近年來的戶籍改革使農民工得以享受更多遷移地的公共服務，如農民工子女享有了在遷移地接受基本教育的權利，部分地區還允許其在當地參加中考乃至高考。
此外，二三線城市以及小城市大都降低了落戶門檻，這些改革措施使得舉家搬遷、舉家落戶變得更加容易，因此女性農民工比例、50歲以上農民工比例都在逐年提高，這些群體的受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相對較低，更多的從事較低收入工作，進一步降低了平均工資。
中國網： 農民工收入水平增幅的下降是否會延緩城鎮化進程？這對我國實施的精準扶貧戰略有何影響？
宋揚：應該不會。
從過去幾年農民工人口結構的變遷可以看出，青壯年勞動力多數已經進城務工了，新增的農民工多數為女性、高齡農民工、或者技能水平相對較低的群體。盡管平均工資增幅放緩，但對增量的人群來說，他們在城市中依舊可以獲得比在農村務農更高的收入，推力-拉力理論依然成立，所以平均工資增幅的放緩并不會在很大程度上阻礙城鎮化進程。
從扶貧的角度來看，目前農民工進城務工收入已經成為農村家庭收入的主要部分，對減少貧困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13年以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在習近平總書記的一系列重要講話中被反復強調，并作為基本方略加以確認。
事實上，戶籍制度改革會降低對農民工的就業歧視、賦予他們更多的權利保障和公共服務，進而增強城市對于農村貧困人群的拉力，有利于幫助農村有勞動能力的勞動力實現精準脫貧。
中國鄉村發現網轉自：中國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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